【论文】党指挥枪:中国领导人应对内部与外部威胁的权衡 阅读

原文标题:How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The Foreign-Domestic Threat Dilemma in China

作者:Daniel C. Mattingly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日期:2021年7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cdc7e5e4b0d7474642bcb0/t/60f8809a47dddc167f011a3e/1626898586392/Mattingly_PLA_Paper.pdf

摘要

一党制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两难权衡:是建立一支主要防范国内威胁的忠诚的军队,还是可以防范外国威胁的有能力的军队。本文作者通过分析包含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时代12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和10000多条任命信息的数据,发现:1.与领导人的派系关系是晋升的关键;2.领导人试图在忠诚和能力之间取得平衡;3.当国内威胁严重的时期,文职领导人会提拔大量与自己有派系关系的军官,但以军官能力为代价。

介绍

  • 已有的关于专制政权的研究通常强调领导人怎样在防范两类国内威胁——政变和群众动乱——之间进行权衡:领导人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暴力机器,以保护精英们免受群众的威胁,但政变的危险加剧;也可以建立一个弱小的暴力机器,对于群众动乱的抵抗力较差,但降低政变的威胁。

  • 这种理论面临如下挑战:首先,即使是强大的军队也可能在群众动乱中叛变;其次,当防军队政变成为专制政权的重点时,会导致战场表现不佳,而外部威胁也是影响政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强调专制领导人的另一种权衡,即应对国内和国外威胁的权衡。

  • 专制政权的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国内威胁。1945年以来,35%的专制政权因政变垮台,25%的专制政权因群众起义垮台。防止政变或革命需要军队及其高级军官的忠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也需要一支有能力的军队来应对外来威胁,因为战争失败会给政权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使领导人很可能被迫下台。这两个需求可能发生冲突:重能力轻忠诚会使领导人更容易受到国内威胁,如精英政变;重忠诚轻能力会使政权更容易受到外国的攻击。

  • 本文作者提出,专制政权领导人会挑选背景不同的军官平衡应对两种威胁的需求:一些是本派系的“自己人”,忠诚但一般能力较差(解放军高级将领中与领导人有派系关系的军官上过大学的可能性比他们的同龄人低40%;然而,他们被提拔为正式将军的可能性比同龄人高出2.5倍以上),用来应对包括精英“叛变”和群众运动的国内威胁;还有一些能力突出,但可能不那么忠诚的军官,来实现国防和海洋扩张的军事野心。这两类军官的比例随着国内威胁的变化而调整。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时期,中共文职领导人在解放军领导层中安排了大量自己人,但对军官的专业教育和能力培训则放缓甚至逆转。

专制政权的生存取决于军队

  • 专制政权面临着三个主要威胁:精英叛变、群众动乱、国外威胁。因此对军队的控制——其是对精英军官的控制——至关重要。

  • 专制政权最大的风险来源于军队支持的政变。在1946年至2010年间,政变导致了35%的专制政权的瓦解和68%的专制领导人的下台。而成功的政变几乎都需要军事支持——1949年以来,约有90%的成功政变是由军方领导或支持的,尤其是高级军官领导或支持的。有意思的是,秘密警察和非军事安全部门很少发动成功的政变。

  • 专制政权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威胁。二战后的群众起义——无论是和平抗议还是“叛乱”——造成了25%的专制政权的崩溃。暴力叛乱不用说,即使是在和平抗议活动中,专制政权也往往需要军队的支持。较小的抗议活动往往由警察管控,但对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专制政权必须依赖军队的配合,因为通常是军方高级官员有能力施压领导人对和平抗议做出让步

  • 专制政权领导人还面临着对外战争的威胁。外国强迫政权更迭是二战后专制政权非制度性崩溃的第三大原因,但它并不常见(<5%)。然而,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会增加政变或群众起义的可能性,间接影响领导人的生存。这种间接威胁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更为显著:由于中共拥有核武器,不太可能受到直接入侵的威胁;但如果在战争中(例如台湾战争)失败,可能会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灾难性的国内影响。

理论框架:应对国外-国内威胁的权衡

  • 假设1:在所有时期,专制政权领导人都会根据能力和忠诚的特征来提拔军官。一方面,领导人希望有一支忠诚的军队来应对国内威胁,尤其是有一支忠诚的、不会在政变和群众起义中叛变的高级军官队伍。另一方面,领导人必须平衡军官的忠诚度和能力,即军官需要训练有素、具有军事才能。

  • 假设2:在国内威胁增加时,专制政权领导人及其政治对手会努力将自己派系的人塞入军官队伍。由于国内威胁更为直接,而外国强加的政权变更威胁较为罕见,领导人一般会更关注国内威胁的变化并就此做出军队的人事调整。此外,国内政治不稳定也会诱使政治精英(也是领导人的竞争对手)在军官队伍里安插自己人,以维持对军队的控制力,并保护自己免受对手的潜在报复。

  • 假设3:在国内威胁增加时,军官的能力将下降或停滞不前。忠诚和能力难以兼得,而专制政权领导人会优先考虑忠诚。这里还涉及到军队“专业性”和军官能力的问题。有能力的军队未必有“专业性”;但一般来说,军官参与政治,或者说军队具有“政治性”,会削弱其专业性,降低其能力。

  • 这一“权衡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是领导人权力的相对巩固,以及没有重大的国内武装威胁。如果一个政权并没有垄断暴力,则它更可能提拔有能力的军官来应对国内威胁。

  • 在研究官僚机构人事决定的文献中,忠诚与能力的权衡也是重要的主题。在对中国文官系统的研究中,晋升条件可以被视作忠诚和能力的某种组合。有的研究表示中共晋升系统会平衡考虑官员对党的忠诚和能力,特别是在地方政治中;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官员派系有压倒性作用,特别是在国家一级的政治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与能力

  •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它在精英权力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上台过程中、以及1989年高层的分裂和学生运动中。在中国,权力最大、最重要的政治职位不是党或国家领导人,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主席,因其具有高级军官的任命权和军队的部署权。邓小平即是一例。

  • 在2016年改组前,解放军有七个军区、四个总部、以及四个支部(见下图)。中国各地部队派驻在“军区”中,每个军区包含一些省份;驻扎在军区及其下地区的士兵负责平息当地动乱。解放军的多数单位都有双重领导结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执行军官的传统工作;政委与其平行,主要职责是确保解放军部队对党的忠诚,包括进行政治培训、教育、监督工作。

  •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领导人们和下属之间的派系关系显示了政治效忠关系。建立派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拥有共同工作的经历,也即领导人会在同事中选择具有类似观点和信仰的潜在忠诚者。中国省级的文职领导——共产党书记——也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得即使是那些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也能与在其军区轮值的解放军军官建立关系。例如,胡锦涛在1985年至1992年期间先后担任了贵州和西藏的党委书记,且同时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再例如,邓小平宣布戒严的决定很可能是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四位高级军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同意作出的。这四位上将都与邓小平有职业关系:刘、秦和杨在国共内战期间曾在第二野战军中为邓小平下属,洪在文革后被邓小平平反并重回解放军的领导岗位。

  • 在解放军中,军官能力的衡量标志之一是其是否从大学或专业军事院校毕业。另一个衡量标志是战斗经验。早期的解放军领导人曾在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参战;后来的几代人则有对朝鲜、印度和越南战争的经验,但较为有限;而20世纪90年代后,具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人数变得相当少。

研究数据和方法

  • 研究者收集了几乎所有达到军区副司令员或副政委级别的军官的资料(共1231名),其中包括每个军官以前在军队、党或国家机构中担任过的职务。资料还包括了军官的出生地、出生年份、民族、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军事院校培训、是否是“太子党”、以及战斗经验。这些数据都来自公开资料,包括官方传记、美国国防部非保密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名册、媒体报道和百科全书。

  • 分析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即1978年至2019年

  • 军官的忠诚度、能力为预测变量。“忠诚度”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军官与国家最高领导人(邓、胡、江、习)之间的派系关系。“派系”的推测基于职业历史。如果一名军官在某军区服役时,该领导人在当地担任解放军第一党支部书记,则此军官被归入该领导人的派系。“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为:一个军官是否从大学或军事院校毕业;一个军官是否有参战经验。

  • 研究者检查了三个结果变量:1.军官是否从副司令员或副政委升职,如转正或成为某部总长;2.军官职位,从0(副职)到3(中央军委委员);3.军官是否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变量3,中共中央委员会是文官和军方分享权力的重要方式;近年来约20%的委员由现任和前任解放军军官组成。

数据分析结果

  • 对领导人的忠诚是最重要的——即使在解放军的战略重点是“专业化”和“提高作战能力”时。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或习近平)的派系关系是晋升的首要条件。如果军官与最高领导人有职业上的联系——如在同一军区任职,则进入中央委员会或晋升为正职的可能性几乎增加了一倍。

  • 派系的作用在不同领导人之间存在差异:与邓、江、习的派系关系都与升迁显著相关,但胡的军队势力较小。

  • 晋升的另一个关键是教育背景:接受大学或军校教育的军官晋升中央委员会的概率增加了14%,晋升正职或更高职位的概率增加了12%。不过在任何时期,与最高领导人有派系关系被提拔的军官,与没有关系的同龄人相比,接受过大学水平教育的可能性明显较低。

  • 战争经验对晋升的的重要性与派系的重要性相似。然而由于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国没有参加过重大的战争,战争经验的实质重要性逐渐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新任命的副司令员和政委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作战经验。

  • 此外,政委晋升的可能性比司令员大;升任副职时越年轻,晋升可能性越大;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可能晋升正职或总长。

  • 研究者考察了两个“国内威胁加剧”、中共党内精英分裂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87年十三次党代会到1992年第十四次党代会。这个时期包括了胡耀邦离职、1989年学生运动、赵紫阳被清洗、邓小平与其他元老争夺权力、江泽民试图巩固权力这些事件。第二个时期发生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内,其时中共精英划出了势力范围、江泽民在幕后持续对军政人事施加影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了争夺权力发动了群众运动并与周永康等巨头结盟。薄熙来最终身败名裂,暴露了政治精英阶层中的分裂;而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清洗了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等在内的领导人,巩固了权力。

  • 如上图所示,灰色阴影部分是四次党代会(十三大,十四大,十七大,十八大)。这些时期,中共或正处于领导层斗争中,或处于巩固权力时期。每个时期,中共中央与领导人有派系关系的将军数量都急剧增加。在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许多被提拔的将军都与邓小平有关系,其时邓正在试图削弱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的自由派以及杨尚昆在内的保守派。十七大和十八大上,江泽民派系军官占据了中央;而习近平派系在十八大上开始增加。(有趣的是,有一个理论是领导人会放弃帮助其获胜的盟友;与习近平有直接关系的将军确实在十九大上被排挤出去,此时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此外,十六大前军官的平均教育水平一直在增加,然而这种职业化的趋势在十四大上停滞不前,在十八大上甚至有所下降。

  • 与其他党代会时期相比,四次“国内威胁”时期的党代会上,中央委员中军方人士有派系背景的比例更高,而平均教育水平较之前增加缓慢、停滞甚至后退。因此,“威胁时期”领导人对忠诚的强调很可能削弱了军官的能力。

( 由 作者 于 7月31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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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659 次浏览
11 个评论
陈士杰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完成使命的唯一途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它在精英权力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上台过程中、以及1989年高层的分裂和学生运动中。在中国,权力最大、最重要的政治职位不是党或国家领导人,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主席,因其具有高级军官的任命权和军队的部署权。邓小平即是一例。

这其实并不准确。

解放军不是党军,而是和戚家军、岳家军、东北军一样,是军头个人的军队。

军队不是党说了算,而是个人说了算。

我举一个例子。

1992年江泽民是总书记兼军委主席,邓小平就是老党员。然而邓小平和杨尚昆、乔石、刘华清在珠海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是否要撤换江泽民。当时吓得江泽民都不敢打听。

所以如果解放军是党军,那么江泽民就应该是有兵权的,然而1992年的时候军队其实还是听邓小平的。

消极 (男)消极自由需要积极的个人主义来维护

@陈士杰 #150756 如果真是私兵,邓小平这种政委监军根本没资格指挥军队。所以中共的军队架构,毕竟还是文官掌军,不是武将的私兵(如岳家军,戚家军)。

@消极 #150761 邓小平是文官吗???

@陈士杰 #150764 二野的指挥官是刘瞎子,邓小平是政委。如果真是私兵,那也是刘伯承的私兵而不是邓小平。邓小平能有军权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共的军队架构,不是军阀式的私兵架构。

真怕哪天在坛子里刷到自己论文的译文……

@消极 #150765 不是,中国的政委实际权力比政务官指挥官大这个常识,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吗?

@kittydog #150817 是的,所以中共军队不是军头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

军阀的军队是不能用政委监军掌控的。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反驳他说的“解放军是军头个人的军队”

@消极 #150820 所以,中共军队的军头实际应该是党头?

@kittydog #150823 不是,党头也不能指挥。指挥者是“党”,也就是控制党中央的实际集团。

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前期,控制中共中央的实际势力是元老集团,其中邓小平和陈云是最大的势力,但是其他元老们的影响力也不能忽视。而胡,赵只是办事的,江入京城的时候是纯粹拿来填空充数的。这也是江一收到任命他当总书记的就诚惶诚恐的,他确实有理由相信自己又是一个背黑锅的,何况他没有胡赵的关系网,进了京城就如同陷入绝境。

@消极 #150827 问题是元老集团通过手下控制军队,其实这就是一群党头啊。

总的架构和大清没什么区别,各地各军都是一个党头(党委元老集团)有实际控制权。武昌起义也是这样,一个省动乱,其他总督看形势不妙,都做墙头草赶紧独立。

( 由 其他人 于 8月1日 编辑 )

@kittydog #150832 那就是“实际上控制党中央的集团”。共产党说“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并不是给个人独裁打掩护。高层大部分领导人是真心不愿意看到一尊独大的,不管一尊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因为一尊对一尊以外的所有高层都是威胁。贵族制和绝对君主制天然矛盾。

大清末期控制力比起中共的控制力差太多了。清末立宪,又因为没有老佛爷的英明领导,直接玩脱了。立宪本来是满洲人中央向汉人地方势力伸橄榄枝统战,但是老佛爷归天之后,爱新觉罗家族的大佬们一合计,不行啊,叶赫那拉这臭娘们不是为了我爱新觉罗家族万世江山呢,她是割我们爱新觉罗的肉喂汉人贱畜,不行不行。但是慈禧预备立宪的车已经开出去了,爱新觉罗的大佬们决定180度转弯掉头,于是有了皇族内阁,实际权力不能交给各省咨议局的汉人士绅们。

可是这都到了1910年,维稳不能只靠八旗了。汉人士绅们本来不喜欢革命,因为这些士绅本来就是靠跪舔满清上位,特别是有李中堂这种一等侯先辈。但是爱新觉罗的大佬们扭转叶赫那拉氏的政策,要收权,不再放权给汉人。这样一来,这些有地方实力的维稳先锋,转头一变就成了民国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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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位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温床,而文化专制又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为因果。 ——黄现璠(中国,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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