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對工人階級的禍害 时政

作者 獨立工會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制[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制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制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贊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贊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制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臺,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制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制,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制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復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制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制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誌。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制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制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復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臺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制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裏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裏。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裏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裏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臺資鞋廠“臺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臺籍管理(即“臺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裏,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裏的升級制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裏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臺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

除了賺錢少,臺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臺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臺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臺幹還必須敬禮。臺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臺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臺幹都很下流,有的臺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裏,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臺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裏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裏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

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臺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

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裏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裏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裏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裏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裏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裏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臺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裏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裏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臺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註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註,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裏,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贊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裏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裏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裏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裏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裏的臉色變白了

“恐怕我在意見箱裏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裏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裏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裏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裏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裏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裏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閑,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裏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裏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復的期限。不能讓廠裏主導話題,要不然廠裏就給我們拉到雲裏霧裏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復。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裏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註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裏給工人提了幾條註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裏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裏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裏提意見。”[3](有才)

附:2004年廣東某制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裏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制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制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制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裏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復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裏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裏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復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裏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復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復。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

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

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

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裏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

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

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

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

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2](老吳)

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3]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4]。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5],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6]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7]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8]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9]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繁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0](貨倉部員工代表)

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11]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裏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裏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裏。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裏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裏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閑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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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特权过于原则的人,两者均将不保。 ——艾森豪威尔(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