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金融環境 时政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六年

金融之劫

2005年1月19日,來自中國四川的下崗工人張小林在中國證監會門口引火自焚。 四年之前,張小林借款20萬元投資股票,但到張自焚之前,他的帳戶上僅僅剩下 1萬元。

作為這個個人悲劇的宏觀背景,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連續下跌了四年。從最 高點算起,指數幾乎被攔腰斬斷。在中國幾千萬虧損累累的投資者中,張不過是 普通的壹員。其獨特之處僅僅在於,他用壹種悲慘的方式詮釋了金融危機所具有 的毀滅性。對於僅僅只有20多年市場歷史,壹直享受著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的中 國來說,金融危機壹直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遙遠事件。但上面這個由於高度敏感 而沒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則暗示,金融危機可能已經悄悄潛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 活當中。 壹、奇跡背後的壞帳 中國經濟持續20多年的增長紀錄所以被稱為奇跡, 是因為它達到了常人所不能及,達到了傳統智慧的解釋能力之外。那麽,究竟有 哪些獨特的因素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奇跡呢?在我們看來,在推動中國經濟奇跡的 所有因素中,中國獨特的金融體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關鍵角色。其重要性,無 論怎麽估計都不過分。所以,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解讀,就成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跡 的緊要壹環。

中國金融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其程度極高的官僚壟斷性質。這壹特征,雖經26 年改革而未有稍變。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體系被普遍認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 為遲滯的領域。中國金融業高政府壟斷的特征,無論是在金融企業的所有制上, 還是在金融企業的高管錄用程序上,都表現得極為明顯。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 在銀行、保險、還是證券行業,金融企業幾乎都是清壹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 的高度同壹性,任何其他的行業都不能比擬。許多人以壹種過時的範式將這些企 業稱為國有企業,但實際上,由於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官僚體系完全劫持了政府 和國家,所以這些企業在本質上已經被偷換成官僚企業。於是,對這些企業高管 的人事安排,實際上也就變成了某種官僚體系內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 通過市場去尋找最優的人力資源配置。在中國的金融企業中,如果妳能找到非官 僚出身的主要領導人,將是壹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壹則光為流傳的真是笑話有助 於外界了解中國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壹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壹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壹是這 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 厚厚壹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 融界的恥辱。」

在整個改革時期,通過對金融企業這種所有制性質及主要官員的人事控制, 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官僚體系的壹個附屬物,變成官僚體系 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目標的壹個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階段的不同之處僅 僅在於,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還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國金融體系的 悲劇性發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體系作為市場經濟最基礎、最核心的架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 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 這本來也應該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這個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並不符合 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在改革時期,中國官僚體系有著在他們看起來更為重要也 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就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再分配。所以,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意 誌來操縱金融市場。而對金融體系的獨家壟斷,就成為達成這壹目標的必然要求。 對中國官僚體系來說,金融是壹項不容他人染指的權力,而不是壹種公民及組織 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場權利。壹般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遲滯是因為金融改革的敏 感性和復雜性所致。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金融體系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改革都 可能導致官僚體系的獨家壟斷地位遭到侵蝕。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改革20 多年,表面上雖然熱熱鬧鬧,「創新」不斷,但基本上都在技術問題做文章,而 基礎體制上的改革卻了無進展。

貫穿中國改革始終,推動和維系經濟高增長壹直是中國官僚體系的首要任務。 這不僅是壹個經濟任務,也是中國官僚體系賴以存續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壓倒壹切 的政治任務。這樣,經濟高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官僚體系壹個不可逾越的政治 硬約束。這種硬約束對中國的金融體系造成了持續和嚴重的壓力。這就是所謂 「金融支持」,即金融體系必須對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這種支持在1990年代 中期之前主要表現為對傳統國有企業慷慨的政策性輸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則 主要表現為對改革時期不斷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金融優惠,表現為對各級政府支 持的項目的金融扶持,表現為對熱點地區、熱點行業(比如近年來的房地產、汽 車等等)毫無紀律的信貸註入。對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是否提供這種金融支持 的壹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它們能否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即便這種增長需要付出 巨大的代價。只要符合這個標準,各級政府便有強大的動力為之提供金融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長起來的新國企和政府項目公司,在本質上 屬於那種剩余索取權屬於官僚內部人的官僚企業,其損耗財富的驚人能力比之傳 統的國有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裏,金融不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 行資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體系支持其高增長政治目標的壹個政策工具。對於 經濟增長來說。沒有比金融更為直接而且能夠起到立竿見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國 各級官僚體系以金融作為支持其政策目標的首選工具,實在是壹樁非常符合「理 性」的選擇。結果,作為官僚體系「理性行為」的後遺癥,中國金融資源在長達 20多年的時間中,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眾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資壹直是支 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壹個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壹個普遍困惑是,在微觀經 濟效率如此低迷的情況下,這種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又是如何得以維持的呢,它究 竟靠什麽能夠維持自我循環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僅僅是對增長速度的 支持)。而要實現這種金融支持,就必須對金融資源進行全面壟斷。沒有中國官 僚體系這種建基於壟斷之上的不遺余力的金融支持,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就根本 無法維系,(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麽「增長奇跡」。)非常不幸的是,這 種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經常是以金融資源的驚人浪費作為代價的。政治對增長速度 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資源的浪費就越是巨大。

鑒於上述原因,在應付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各種責難的時候,中國官員也非常 樂於將問題完全歸咎於金融支持所帶來的「政策性虧損」,但對這種流行的說法, 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它很可能掩蓋中國金融在轉軌時期另外壹個重要的 功能,那就是服務也服從於權貴需要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對中國的權力階層來說, 如何利用權力為中國官僚體系自己在財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額,是另外壹個在 改革時期具有壓倒性的歷史任務。這種財富再分配不僅僅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 也同樣包括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與冠冕堂皇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比,財富再分配 雖然是壹個不能公開的議題,但同樣是中國改革時代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主題,是 支配中國官僚體系改革行為的壹個具有硬約束性質的關鍵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 支持更為重要的歷史主題。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財富再分配最為快速的通 道,因為它是直接經營「錢」的。金融體系的這種獨特性質決定了,在整個改革 時期,金融將成為中國官僚體系進行財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國金融領域層 出不窮的腐敗案件證明了這壹點。在這方面,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貪汙案件 可謂登峰造極。在1993年到2001年間,這家銀行的余振東等前後三任行長合計貪 汙了4.83億美元,相當於40億人民幣。當然,余振東們是從來就不缺乏後繼者的。 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的兩名官員貪汙10億元 人民幣公款之後潛逃境外。貪汙並不是銀行的專利,中國其他的金融企業在這方 面也不遑多讓。湖南郴州的壹位掌管住房公積金的官銜極低的官員李樹彪,貪汙 1.2億元用於在澳門賭博,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輸掉了這筆公款。此類貪汙在中國的 金融系統中屢見不鮮,大到像王雪冰、劉金寶壹樣的高級官員(在寫作本章的過 程中,有報道稱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因腐敗醜聞面臨調查,這是中國最高 層銀行官員涉及腐敗醜聞的最新壹例 。頗為諷刺的是,張是作為因腐敗而下臺的 王雪冰的繼任者而出任建設銀行行長的。對「張恩照事件」,《紐約時報》毫不 掩飾的譏諷到:中國搶銀行的方式與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樹彪、余振東 之流的低級職員,幾乎沒有任何級別的銀行官員沒有卷入腐敗醜聞。其醜聞之多, 用壹句中國的俏皮話來形容就是已經形成了「醜聞疲勞」。像余振東、李樹彪之 流大膽而魯莽的「硬」貪汙雖然難以勝數,但所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可以計算的。 無法計算且影響至巨的金融腐敗,則是來自金融官員與各類企業的「軟」的利益 勾結及合謀。這類勾結和合謀不易察覺,但無所不在。它們壹般以各種合法、合 規的貸款形式出現,而實際上則多半是裏應外合的金融詐騙。這種合法的金融詐 騙在中國金融系統中不僅長期存在,甚至已經成為企業和金融內部人快速致富的 壹個標準途徑。其後果,就是在中國金融系統資產負債表堆積如山但卻根本找不 到責任人的金融壞帳。壹位來自中國金融系統內部的匿名人士曾經大曝內幕說: 「呆壞帳中有80%是被違規核銷的」。這間接證實了壹個在中國普遍適用的潛規 則:誰能貸到款,誰就能立即成為富豪。這就是所謂的貸款致富。事實上,中國 的很多富豪都是靠這個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潛規則而直接致富的。對他們來說, 所謂項目或者經營不過是壹個幌子而已。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主持的壹項研 究認定,中國的金融腐敗指數達到了5.42。由於金融腐敗指數似乎是中國學者的 獨家發明,這個指數無從進行國家比較,但大致的意思是說,中國的金融腐敗程 度已經很高。這顯然符合人們的日常經驗。不過,中國的金融系統本質上屬於官 僚系統,所謂金融腐敗實際上不過是官僚權力的腐敗。金融腐敗與權力腐敗完全 是同壹個問題。權力腐敗與金融腐敗雖然只有壹字之差,但其意義和引發的聯想 卻大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金融腐敗指數有誤導之嫌。但不管怎麽說,中國金 融系統存在嚴重的系統性腐敗則是壹個相當確定的事實。系統性的金融腐敗在中 國轉軌時期的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充當了異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錢的能量讓所有其 他工具都瞠乎其後。雖然無法用定量的方式來加以測量,但看壹看中國頻繁爆發 的富豪醜聞與金融腐敗之間的勾連,我們對此就會心知肚明。馬克思曾經說,金 融是對內的掠奪。這個結論並非總是正確,但在壹個腐敗叢生的國家裏,這個結 論就肯定正確,而對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這個結論則可以被奉為至理名言。

在發生於暗處的腐敗之外,中國官僚體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義,在不同時 期向不同利益集團所給予的金融扶持,也顯著地創造了財富再分配效應。通過對 資金可得性以及資金價格的壟斷性控制,中國官僚體系幾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 何時候,將全民共同創造的金融資源配置給特殊利益集團,以換取他們短暫的順 從、合作或者忠誠。比如,中國的大型官僚企業就可以利用他們政治影響力而長 期獲得廉價資金甚至無償貸款(現在,許多與官府密切的所謂民營企業也逐漸擠 入了這壹陣營),而那些長期被排除在政治表決權之外的各類企業(包括許多如 今在政治上已經無足輕重的國營企業)卻完全無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資源,或者只 能通過高價格獲得資金。這種強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視,實際上就是在強制 性地分配財富。無疑,中國官僚體系經常可以通過這種手段命中他們短期的政治 或者經濟目標,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短期的機會主義政成功卻是以長期的 金融錯配為其代價的。

在轉軌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所賦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財富再 分配的特殊功能,對中國金融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可以計算的範圍內,中國的 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沈澱在金融體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可以將這種成 本向未來推移,從而盡量減少當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蕩。作為其後果,中國金 融體系在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 從任何角度看,沈積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帳都像是壹只兇猛的老虎。這只老虎 蟄伏於中國經濟奇跡的陰影之中,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跡發出致命的 壹擊。

其實,這種持續的打擊早就已經開始。其打擊力度從中國中央政府業已付出 的成本中可以略窺壹斑。

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震懾,激發了中國中央政府對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緊 迫感。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中國金融體系,中國中央政府發動了壹場規模罕見的 金融救援行動。這場持續救援行動是以中國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特別國債 為標誌的。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註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 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 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15000億元壞帳。這多少顯示了中 國政治領導人改革金融體系的魄力,然而,中國領導人的魄力似乎遠遠不足以冷 卻中國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熱情。眼見得2006年金融體系開放的大限臨近,2004年, 中國政府不得不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壹開年,中國政府就宣布, 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 資本金,並在同年6月,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2787億元人民幣壞帳。與 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600億人民幣 壞帳。然而,2004年緊鑼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未包括中國金融系統兩家老大難 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資產質量更加低劣的中國農業銀行。同樣是政府銀行,其他 三家銀行獲得救援,工行和農行相信也必然會得到類似待遇。不過,如果滿足最 基本的資本充足率,光工商銀行壹家就需要再補充4000億元人民幣,而按照標準 普爾的估計,資產質量最差的農業銀行要達到同樣標準最少也需要補充1500億美 元,約合12000億元人民幣。這樣算下來,中國政府2004年發起的新壹輪銀行挽救 運動,最低也需要花費23000億元人民幣。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壹次18000億 元,中國政府將為四家銀行的救援行動花費了將近41000億元。這個天文數字吞噬 了中國40%以上的GDP。換壹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在2004年,全體中國人為中國的 銀行系統免費打工的時間超過5個月以上。中國銀行系統的財富毀滅能力實在令人 望塵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們上面的粗略的統計並沒有包括中央銀行以各種形 式對地方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救援行動,這種救援自 1990年代以來壹直都在悄無聲息的進行著,總花費約有數千億元。

與傳統的銀行壞帳生產線相比,中國新型的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產能」也不 容小覷。在2004年,中國國有證券公司發生了大規模的倒閉浪潮,範圍幾乎波及 所有有名的老牌證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貸款等多種形式予以拯救。據估 計,中國國有證券系統隱藏的壞帳在2000億元以上。這個數字與中國銀行動輒上 萬億的數字似乎相比並不驚人,但與中國券商的資產規模相比,則是壹個非常令 人震驚的比率。在中國另外壹個資產規模不斷膨脹金融產業保險業中,險情也不 遑多讓,其流動性風險以及在未來的償付能力都讓觀察家非常擔憂。尤其需要提 及的是,中國券商以及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市場壹直被認為是中國改革的產物,而 就是這麽壹個改革的產物,現在卻成為了毀滅財富和金融腐敗的代名詞。這不能 不說是壹個絕大的諷刺。這個現象也同時說明,制造壞帳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 謂傳統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有企業,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 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是改革時期新型官僚企業的典型代表)。這毋寧是說,中 國新型的官僚企業才是制造金融壞帳的真正禍首。

從1998年以來中國金融救援行動的規模和頻繁程度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在 發生金融危機,雖然這種危機不是以那種迅疾和劇烈振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 對國民福利所造成的實質損害,壹點都不亞於前者。然而,這些代價巨大的金融 救援行動並沒有為我們的未來買上壹份保險,中國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機四伏。 二、 壞帳所帶來的問題 將金融壞帳歸咎為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經濟學界 是壹種非常流行的思維方式。壹位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斷言:金融改革的成敗在 於國企改革。這無疑是壹種出於習慣思維的錯誤診斷。因為,作為金融支持和金 融腐敗基礎的那個體制,早已經不是千夫所指的傳統計劃經濟,而是在改革中誕 生並不斷被改革復制出來的那個「增量」體制,是隱蔽在人們的理論洞察之外的 這個當下體制。壞帳,不是歷史的,過去的包袱,而是壹種正在被源源不斷生產 著的疾病。這也是中國金融壞帳最令人擔憂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 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證明,情況的確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 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壹模壹樣的方式 重新積累。由於國家救助以及充當最後擔保人所導致的金融企業在經營上的自我 放任,壹般被稱為「道德風險」。非常不幸,中國近幾年的金融改革實踐又壹次 充當了這個學術假說的經驗證據。,

苦於經濟增長的失速,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為了推動新壹輪經濟增長可謂 竭盡全力。從中央政府的層面,主要是以大規模發行國債為標誌的。發行國債在 表面上,似乎擺脫了過度依賴銀行體系的窠臼,但所謂國債項目大多必須配套大 量的銀行貸款。這實際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為。不用問,這 種壹以貫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觀的金融壞帳。有學者估計,1998年到 2004年其間將近2萬億的國債配套貸款中,不良貸款接近8000億元。對於中國的官 僚金融系統,壞帳損失的多寡已經不能激起我們的驚奇,我們驚奇的是,「金融 支持」的舊習竟然會如此根深蒂固。雖然,中國金融官員口口聲聲要洗心革面, 但官僚體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強行推動經濟增長,恐怕也是勢 在必然,不得不為。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希望發生什麽奇跡。不過,我們由此 也可以發現,為了政治合法性,中國在金融上已經和將要付出的血本。

雖然傾註了極大的心力和錢財,但中國政府所期望的新壹輪增長周期,卻壹 直啟而不動。直到2002年年末,當壹向對地方政府沒有好臉色的朱鎔基即將告別 政壇,地方政府終於可以放膽加入GDP大合唱之後,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才終告正 式啟動。這其中,房地產和汽車所帶動的所謂的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的拉動( 在消費和投資兩方面)作用。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新壹輪經濟增長是有消費作為 支持的,是與眾不同的。但深入其內部,新壹輪經濟增長就並沒有什麽與眾不同之 處,因為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過,「金融支持」 的對象發生了某些變化,從以前清壹色對企業的貸款變成了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 並重的格局。信貸消費雖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例,但它在中國所表現出的特征, 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其判斷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國家信用向市場的壹種廉價 輸送。在中國,信貸消費受到了政府的極力提倡和鼓動,其壹窩蜂的場面頗似壹 場傳統的「運動」,也與中國其他領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熱速冷的集中消費類似。 在消費信貸的時髦中,中國的官僚金融系統專業精神之懈怠、紀律約束之匱乏程 度,與從前幾無二致。結果,在短短數年之中,中國許多大城市的家庭債務比例 就接近和超過了美國。以最能夠象征中國「急速繁榮」的樣板城市上海為例,其 家庭債務比例在2004年已經超過美國,達到155%,與此同時,衡量家庭債務償還 能力的指標債務承擔率則更是高達58.36%,遠遠超過美國的18%。 (難怪有人 揶俞: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經濟增長。在如此短的的時間中就達到了如此高 的負債率,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國未來的市場容量)在中國這樣預期收入相當 不穩定的轉型國家中,如此高的債務承擔率所可能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是完全可 以推測的。事實上,這種金融風險已經不僅僅是壹種推測。有資料顯示,在 200 3年年底1800多億元的汽車消費貸款余額中,有接近1000億無法回收。 而在占消 費信貸絕對份額的房地產貸款中,頻繁的騙貸、畸型的房價收入比例、極不穩定 的家庭預期收入,以及官僚銀行在風險控制上的動機和專業水準,都引起了住房 貸款壞帳的廣泛擔憂。上海市人民銀行2005年初發表的壹份報告稱,在2004年上 海市的新增貸款中,房地產貸款已經占到80%左右。與此相應,中國中央銀行的 謝平先生也提醒我們:中國目前貸款規模中,房地產抵押品已經占據半數。無需 考慮其他細節,僅憑如此之高的貸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 氣息。房地產貸款由於期限較長,其壞帳風險並不會在短期內曝露,但市場趨勢 壹旦逆轉,其壞帳爆發的烈度比其他行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方面的例子,遠的 有日本地產泡沫破裂所引發的長達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產狂潮創造的大 批「負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中國的金融系統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論香港 了。

在對新壹輪經濟增長暗中發動的金融支持中,中國官僚體系對金融資源的開 掘並不僅僅限於傳統的銀行,他們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註意。有報道稱,深圳 市就壹直在爭取相關政策,以期能夠利用該市積累的社保基金投資基礎建設。在 中國,這無異於進行壹場必輸的賭博。鑒於各類保險基金(尤其是養老金)已經 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資金的能力非常強大,我們尤其需要警惕官僚 體系以「金融創新」的名義濫用此類基金,以替代力不從心的國有銀行作為新的 「金融支持」和財富分配手段,並淪陷為又壹個金融重災區。這種淪陷,在1999 年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喊聲震天的「金融創新」聲中,我們已經有非常痛苦的真 切感受。

可以證明中國「金融支持」力度的壹個重要數據是,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流 動資金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7成。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這個數字異乎尋常地 高出人家兩倍之多。 這個數據的壹個直觀解釋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無本生意。 當絕大多數企業都在用銀行的錢「空手套白狼」的時候,銀行實際上是在從事標 準意義上的「風險投資」,其中巨大的金融風險可想而知。這個數據的另外壹個 更加深層的解讀則是,經過26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在企業層面根本就沒有發 生有效的資本積累。企業,不過是壹個名正言順的貸款工具。這個真相,對那種 「中國已經擁有了廣泛的私營企業基礎」的膚淺神話,是壹種無情的嘲弄。這是 另外壹個話題。

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雖然深切體認到中國金融系統的爆炸性局勢,並采取 了以財政挹註為主要手段的壹攬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遺憾的是,中國金融並沒 有因此而振刷壹新。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官僚體系賦予金融系統的「金融支持」 以及財富分配的功能並沒有絲毫改變。尤其是在2002年所謂新壹輪經濟增長正式 啟動之後,中國的國有銀行系統立即故態復萌,又壹次創造了破紀錄的貨幣擴張 和投資狂熱。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 款比例為21%,這顯然還是壹個高得離譜的危險數據。鑒於中國官方數據壹向存 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率要遠遠高於這壹數字。 國際平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的占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 %。不過,即便官方數據是真實可信的,僅僅考慮到2002年之後超乎尋常的貨幣 擴張速度和經濟過熱情況,人們也完全可以預料,在未來幾年中,中國將出現又 壹個新的不良貸款高峰。壹位中國學者估計,在2005年之後的三年中,中國金融 體系的不良資產每年將新增8000億左右。這就是說,在未來幾年中,中國金融體 系的不良資產比例,將在21%的高基數上顯著增加。熟悉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能 判斷,壹旦中國不斷膨脹的資產和制造業泡沫破裂(這將是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中 的高概率事件),中國金融體系不良資產比率急速攀升將是壹個必然的結局。這 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國的金融系統將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 狀態。中國的金融體系依然是壹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當量極高的定時炸彈。不要 以為金融危機只會吞噬像張小林壹樣的下崗工人,在壹場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所 謂的新生中產階級也同樣在劫難逃。

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體系就壹直處於高危狀態,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 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也應該破產過無數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 金融系統不僅沒有破產,而且依然以強大的能量推動著中國經濟增長。那麽,中 國究竟有什麽獨家法門,能夠創造如此特立獨行的金融奇觀? 三、鋼絲繩上的平 衡 中國金融體系長期危如累卵卻又屹立不墜的秘訣之壹,就是因為中國有超高的 儲蓄率。中國人似乎天生就是儲蓄的動物。無論在何種艱困的情況下,他們都能 變魔術壹樣省出錢來,為未來進行積蓄。這種積習成癖的國民性創造了世界上首 屈壹指的儲蓄率。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率都壹直維持在40%左右。但絕大多數 中國儲蓄者並不知道,正是他們這種出自節儉的超級儲蓄能力,像強心劑壹樣勉 強維持中國金融系統的生存。如果沒有中國居民源源不斷的存款註入,中國金融 系統的流動性恐怕立即就會枯竭,其奢侈、腐敗的經營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壞帳就 會立即大白於天下。所以,動員儲蓄(所謂攬儲)壹直就是中國銀行系統的核心 業務。作為壹種傳統業務,攬儲雖然早已不是現代銀行的重心,但卻是中國銀行 系統的生命所系。不如此,中國的銀行系統就難以為繼。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 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都是壹個驚人的數字,唯壹不同的是,中國金融當局可以利 用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來支撐這些巨額壞帳。在這裏,中國官僚體系不僅辜負儲蓄 者的信任,而且也濫用了中國人的節儉美德。壹個民族的節儉美德竟然成就了壹 個風險叢生、糟糕透頂的金融系統,這顯然不只是壹個荒謬的悖論。在評論中國 2003年的經濟過熱時,《華爾街日報》的壹篇文章曾經尖刻但卻非常正確的評論 到:「中國經濟真正的致命危險是低效和資金浪費……,發展中國家的資金運用 效益大體上是1:1, 亦即$1的投資最終產生 $1的產能,而中國的竟是7:1!僅僅 是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高達40%,才使中國能夠承受得起這樣巨大的資金浪費 而仍然維持經濟的增長……,對「過熱」 的辯論掩蓋了中國經濟的真正致命的危 險」。(所幸的是,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已經在背地裏從 事了十數年的欺騙勾當。不過,背信既然在持續進行,那麽對中國金融系統深刻 的信任危機就是遲早要到來的事情。)

雖然有學者警告說,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現在可能正處於儲蓄率 由顛峰緩慢回落的歷史時期。而2004年之後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速度持續回落, 似乎也隱約證實了這種判斷。但儲蓄傾向植根於壹個民族深層的國民性之中,除 非出現重大的歷史事變,應該不會發生戲劇性的逆轉。尤其考慮到中國國民在教 育、醫療等方面所遭受越來越嚴重的福利剝奪,可能進壹步增加國民儲蓄傾向, 我們判斷,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儲蓄率即便出現下降,也不足以導致中國金融 系統的流動性危機。在這壹點上,中國揮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統似乎可以繼續高 枕無憂。然而,高儲蓄率並不是中國金融維持循環的唯壹條件。它必須與另外壹 個條件合而為壹,才能夠共同支持中國金融系統奇特的循環方式。這就是中國金 融系統的壟斷性。壟斷性,是中國金融體系維持運轉的第二個秘訣。高儲蓄並不 必然導致國民儲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統,如果國民儲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 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統可以選擇,那麽國民儲蓄流向就隨時可能出現重大的不受官 方控制的變化。正是因為深諳其中秘密,中國官僚系統對金融實施了最嚴密的壟 斷。這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嚴厲壓制民營金融的發展,形成官僚 金融的高度壟斷;對外,則通過人民幣業務限制,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實施最 嚴密的金融封閉。否則,國內儲蓄及財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獨立的民營金融或者國 外。通過這種高度壟斷的手段,中國官僚體系可以保證國內儲蓄流入官僚體系控 制的金融系統,並進而保證官僚體系政治、經濟目標的實現。可以非常肯定的判 定:沒有這種壟斷,中國官僚系統在轉軌時期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目標,就十 有八九會落空。(也惟有通過這種壟斷,廣大國民的儲蓄才能夠順利向少數人手 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為洗錢的工具。)就第壹種對內的控制而言,在未來的若 幹年中,官僚體系仍然具備繼續維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種對外的控制而言,則可 能出現難以預測的變數。這首先是因為向外資開放人民幣業務的承諾以及人民幣 自由兌換已經日益臨近,其次則是因為,官僚體系對外封閉金融系統的意誌已經 發生了松動。在中國轉軌時期,對外實施金融封閉的壹個間接後果就是將壹部分 「臟錢」也關在了境內。雖然,有相當壹部分帶有臟錢性質的「原始積累」已經 通過各種途徑出境,但資本管制畢竟對財富在境內外的自由轉移造成了某種障礙。 隨著中國境內權貴階層「原始積累」的不斷增加,他們迫切需要資本管制的松動。 他們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隨時可以轉移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才是自由的 財富。否則,他們的財富隨時都可能被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危機吞噬壹空,而成 為壹場紙上富貴。在他們看來,人民幣資產之能夠做短期的投機性持有。這種判 斷的確相當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這種判斷,他們遊說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動力也 就相當強大。基於這壹理由,我們確信,繼續維持中國的金融封閉,將不再符合 中國官僚體系的壹致利益,中國金融的徹底開放將為其不遠。而這種開放將成為 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壹個致命的軟肋,並為毀滅性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最近幾 年,中國沿海房地產異常火爆,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及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大量 國際遊資(其中相當部分是已經具有國際身份的內地「臟錢」)參與了炒作。中 國外匯管理當局舉出的壹個有力證據是,2004年中國短期外債不尋常的暴增。這 種跡象說明,中國外匯管制的缺口實際上已經被打開。在外匯管制目前還相當嚴 格的情況下,遊資的垮境流動就已經如此劇烈。可以想象,壹俟外匯管制正式放 開,中國的官僚金融體系就會完全裸露於投機熱錢隨時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儲蓄和金融封閉兩個條件同時被滿足的情況下,中國金融體系尚能 夠勉力維持平衡。但很顯然,這只是壹種走在鋼絲上的危險平衡。已有風吹草動, 中國的金融體系就可能從鋼絲上重重地跌落。

或許是看到這種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機前景,中國又壹位智商極高的總理 溫家寶先生(其學習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悟性並不遜於他名聲卓著的前任朱鎔基), 迅速領悟到了中國金融問題的極端迫切性,並將此列為最優先的議事日程之壹。 溫的辦法是,讓中國的銀行在目前還未完全坍塌,尚有壟斷性溢價的情況下到境 外或者境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實施所謂的股份制改造。為此,溫內閣在2003年 年底成立了「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其成員囊括了溫 內閣的所有重要部門。2004年壹開年,這個小組即推出了巨額外匯儲備註資建行 及中行這樣的大動作,可見其事態之急,決心之大。種種跡象顯示,溫家寶對這 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說出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樣頗有點賭博 意味的命令語句。然而,溫家寶押得中這壹寶嗎?國際資本市場真的會像中國金 融改革的設計者們希望的那樣,心甘情願為中國的銀行買單嗎?

致力於增強中國金融體系本身的體質,溫家寶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金融機 構本身有強健的體魄,那麽無論是儲蓄率的下降,儲蓄流向的變化,國際熱錢的 沖擊,都無法撼動中國金融體系。況且,這些擾動本來就屬於現代經濟環境中必 定具有的內容。但問題在於,中國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體系所造就的。如果政 治體系所賦予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功能不改變,那麽,中國金融系統在註資之 後還需要再註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就像經驗壹再顯示的那樣,中國金融 就會是壹個無底的黑洞,就會繼續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權力階級財富分贓活動的提 款機。對於中國金融的這種政治病根,作為技術官僚的溫家寶就算意識到了,恐 怕也力有不逮。這樣,溫實際上是在憑壹己之力與危機賽跑。以壹己之力抗拒體 制的慣性,將註定是壹場沒有終點而且必輸的比賽。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 中國金融躲過了這壹劫,未必逃得了下壹劫,正所謂在劫難逃。我們不知道溫家 寶能否賭贏這壹局,但我們知道,留給溫家寶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因為溫家寶, 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中國行政當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國金融的資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國之所以可以壹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其原因在於 中國是壹個全能政治國家。只要行政當局願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 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系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 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壹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 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裏,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壹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 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 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壹直被許多人固執 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壹。但不管在什麽國家,有壹點是共同的,那就是 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 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裏,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 未來。那麽,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裏?他們究竟把壞帳 藏到哪裏去了?

在我們看來,這大致有如下兩個出處。首先是財政。

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之間缺乏法律意義上的防火墻,幾乎完全是壹體化的, 財政可以向金融借錢,金融也可以向財政轉移債務,這種轉移只需要領導人的壹 個指示就可以達成。事實上,1998年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的2700億特別國 債,就是金融壞帳轉變為國家財政負擔的壹個明顯例子。而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 的,名義上由資產管理公司承擔的幾萬億不良資產,最後的買單人也只能是國家 財政。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隱性但卻是真實的財政負債。既然是負債,那就是要還 的,既然要還,那就要看國家作為最後還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不管這些債務 是對內(對國民的負債)還是對外負債。那麽,中國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盡管近年來,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出人意料的好,但這仍然掩 蓋不了中國國家負債節節爬升的事實。粗略估計,如果將外債余額、國債余額、 金融壞帳所導致的財政負債、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所引發的隱性負債包括在內,中 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7萬億左右,與2004年中國約13萬億的GDP總量相比,其比 例達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統計的地方政府負債(包括大量的工資拖欠, 政府工程項目拖欠、擔保或隱性擔保等等。有數據說,光鄉鎮壹級地方政府的負 債就達到6000億元左右 ),這個比例還將提高。如此,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 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以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27 000億元計算,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停發七年工資不說,所有 的國防、教育開支也必須停止七年。幸好,這筆債務雖然要還,但可以分期還。 (也不必還完,只需要保持比較安全的資產負債率即可)只要還這些債務還沒有 那麽緊急,就不必讓所有的財政供養人員都齊齊去喝西北風。這就好像壹個消費 者按揭購房壹樣,他可以將債務向未來推移,並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這筆債務。 或者就像壹家公司,只要該公司未來產生的收益可以逐漸償還這筆債務即可。不 過,未來的畢竟是未來的收益,它並不是確定無疑的,而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按 照有些學者的計算,中國可以估算國家財富和國家負債相比,已經在整體上陷入 資不抵債的境地 )很容易引發償債危機。壹個人如此,壹個公司如此,壹個國家 亦復如此。即便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財政負債,中國的短期償債 能力也相當不樂觀。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數據計算,中國當年的債務收入與當年 的中央財政支出之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是83.9%和82.9%(?)。這 個數字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25%~30%的安全線。換句話說,中央財政支出 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依靠發債來維持。由於所有的國家債務都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後 承擔者(這也是在壹個非聯邦制的集權國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這 個比例能夠準確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償債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發行大量國 債來維持,中國短期償債能力的脆弱性實際上已經壹清二楚。我們無法判斷中國 長期的償債能力,但我們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對內的債務的償還高峰即將到來, 理由是,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在壹片中國奇跡的喧囂聲中馬上就將不期而至,養 老金及醫療保險將出現集中支付高峰。這壹點,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期)引 發對內債務的償還危機。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社會的景象將變得極其淒慘,吃不 起飯,看不上病的黑暗歷史就很可能再現於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紀。(在中國 廣大的農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經成為壹種極其常見的現象。)

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金融壞帳的進壹 步打擊的。而已經發生的金融壞帳實際上盜竊了中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並在 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壹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能夠立即造成切膚之痛的 通貨膨脹相比,金融壞帳不痛不癢,卻悄悄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這可能才是金融 壞帳的真正的兇險之處。壞帳並沒有消失,只不過,行政當局利用國家信用工具 將它藏在了未來的某壹處,隨時可能向我們發動致命的伏擊。由少數特定利益集 團濫用、揮霍、盜竊全民財富所造成的壞帳,卻被行政當局慷慨地轉化為全民負 債,在這裏,政府輕率地成為了這種野蠻剝奪的擔保者。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之 所以可以這麽做,是因為人民不知情,是因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於無 知、無奈或者發自內心的信任而給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所謂集權國家的效 率)的時候,政府尤其應該慎獨、謹慎和負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已經無 法撤銷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標準兌現 它的改革承諾——不管這種承諾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嚴重的管制危機就將尾 隨而至。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債務關系不像普通的債務關系,有壹定的特殊性。在這種 關系中,政府既是契約的監督者也是契約的參與者,政府完全可以憑借其壓倒性 的地位賴掉這筆債務,或者幹脆否認契約(或者隱性契約)的存在。因為,沒有 其他更強大的力量足以強制政府履行契約。其前提是,政府能夠經受住本身信用 的耗損甚至瓦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基本的管制能力。當然,政府的信用越是 減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這種難堪的情況,已經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演。 在這個地方,政府的信用幾乎下降到了冰點。以至於投資者對政府包括最高領導 人的任何信心喊話或者政策誘餌都變得無動於衷。對此,我們在本章開頭講述的 那個悲慘故事的主人翁——下崗工人張小林,有著最銘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遺書 中寫道:政府靠不住!這當然不止是信用的破產,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壹 個明顯征兆。

除了利用未來的財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財政信用來隱藏壞帳之外,政府隱匿 壞帳的另外壹個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貨幣信用。主權國家有自主發行貨幣的權力, 這為政府的貨幣遊戲提供了壹定的空間。所以,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直接增發貨 幣來隱匿、轉移壞帳就成為行政當局壹件非常順手的辦法。在中央銀行完全缺乏 獨立性的中國,這更是壹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回顧壹下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 的各種金融救助手段(註入央行向破產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其中相當部分都 屬於這種貨幣遊戲。不過,央行雖然有憑空造錢的本領,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這個代價就是增加潛在或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而降低壹國貨幣的信用。說到 底,這是個有點蒙人,有點欺負老百姓智力的遊戲。我們曾經多次引用的壹個數 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窺測到中國貨幣體系中潛藏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 6月末,衡量金融風險的常用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200%,這是中國創造 的又壹個反常的世界第壹,接近美國同壹指標的三倍。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 仍然到處都充斥著「流動資金」短缺的喊聲。可見,中國的貨幣增長速度根本不 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根據這種趨勢,中國的央行官員戴根有曾經預測: 如果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 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按8%增長,那麽10年後,中國M2/GDP為400%。對 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許的最嚴重語氣警告:這個比例在世界金融歷史上 都是從未見到過的!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貨幣體系中存在著奔騰性的通脹動 力。中國的貨幣信用已經遭到嚴重侵蝕,人民幣可能面臨劇烈的對內貶值壓力。 從傳統上說,通貨膨脹(通過侵蝕銀行負債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歷來就是 行政當局解決金融壞帳的最後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當然,它也是最殘酷的辦法。 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年(那時他還在擔任中國建設銀行的行 長)曾經以憂郁的口吻談到過。不過,他將這種辦法列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做 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如果我們將這幾年急速上漲的房地產價格計 入中國的消費價格指數,那麽,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情況可能已經相當嚴重。這是 不是意味著周小川所說的「萬不得已」的辦法已經在悄悄起步呢?我們不得而知。 唯壹可以明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信用會進壹步流失。

無論是財政信用也好,還是貨幣信用也罷,政府轉移金融壞帳的辦法都是透 支本身的信用為代價的。在中國這樣的非法治國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過憲法契 約及法律來實施的,而是通過它在國民中的信用來實施的,或者說,政府是通過 允諾某種合意的未來而與國民達成的壹種隱性契約來管制的。所以,當這個「未 來」還沒有被充分「呈現」出來,或者政府的信用還沒有被透支完畢之前,政府 依然能夠實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過「信用」工具左騰右挪,將風險轉移到 未來或轉嫁、分散給國民。這也是為什麽在中國金融現狀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 然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過,壹旦信用被透支完畢,或者「未來」低於人 們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麽,被背叛的憤怒就會直接轉化為政府的管制危機。 在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與政府管制危機之間,沒有任何防火墻。相反,只 要任何壹處有裂口被打開,他們之間就可能相互激蕩,形成驟然放大的正反饋效 應,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現存的秩序。這當然是金融危機,但也是壹個剛性的全能 體制被徹底耗盡之後的全面崩解。需要進壹步指明的是,當中央政府壟斷了全部 信用資源,掌握了最終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權力,因而也就對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契 約擔負最終的履約責任的時候,所有的風險都高度匯聚於中央政府,換言之,中 央政府將是這種危機當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也將是最脆弱的壹環。從信用的角 度看,全能國家的壹個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債務及最終的擔保責任都集於中央 政府壹身。

有趣的是,在中國對內債務高懸,信用流失嚴重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信用卻 保持了相當良好的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給予中國「正面」評級的時候, 它的壹位評級專家多少有些困訝異地表示:中國目前的主權信用評級對於壹個人 均產值僅為壹千美元左右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高的。他解釋說,這主要得益於中國 外債水平不高。的確,與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中國2286多億美元(2004年) 的外債規模似乎不值得壹提,長期的貿易順差紀錄看上去也很讓人放心。但要看 到的是,中國對外贏得高信用評級多少是以對內信用的下降為代價的。這裏面存 在某種不易察覺的替代關系。高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贏取了強大的對外形象,但卻 大大增加了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從外部輸入通脹);類似饋贈的外資優惠政 策雖然贏得了節節增加的FDI(外國直接投資),但卻廉價輸出了土地、勞力、稅 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從國際社會極力爭取到的那種並不牢靠的恭維和主權信 用,是以損害本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攘內安外」的 能力恐怕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才具備。當然,它符合中國在外部世界壹貫推行的 「形象戰略」——維持並推銷壹個強大的外部形象,並同時借外國人之口將這種 形象「出口轉內銷」以增加合法性資源。

近些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在中國獲得 了有力的傳播和廣泛的喝彩,這對亢奮的民族主義是壹種極大的安慰。但如果我 們考慮到中國對內債臺高築、信用嚴重流失的現狀,我們可能不得不面對壹個令 人沮喪的結論:從長期看,人民幣有巨大的貶值空間,不管在短期內我們可以用 優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機資金的追捧。對內的信用不存,對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 長期堅挺的。對內信用是脆弱的,對外信用也註定是脆弱的,無論中國在「面子 工程」上有多麽悠久的傳統,是多麽優秀的行家裏手,恐怕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 的常識。在我們已經觀察過到金融危機中,危機的原因從來就是來自內部,而不 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為壹個經濟體系存續和經濟增長的必備的基礎設施,在中國轉 軌時期,它是由政府壟斷並由政府註入市場體系的,這既保證了政府主導型的快 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信用嚴重的透支和濫用。如果將金融信用看作壹 種公共產品的話,那麽,我們顯然已經在中國看到了壹場典型的公共產品的災難。 在未來,這種災難完全可能轉換為政府治理的災難,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 最險惡的敵人之壹。在這壹點上,我們很難與大多數專家們壹起保持同樣的樂觀。

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金融危機會在何時發生,我們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壹場標 準意義上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確認的僅僅是:金融已經為壹次「大爆炸」式的 體制斷裂準備了充足的彈藥。

1
6月12日 32 次浏览

欲参与讨论,请 登录注册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毛泽东